第9章质量疗效

　

（四）公民拒绝权，它在理论上是融贯的吗？总的来说，美国法院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不是从行政行为效力的抽象理论出发，而是从是否容许当事人在事后诉讼中对行政违法行为间接抗辩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出发。

这样的抵制行为应当被认为是完全正当的。这一点与大陆法是相近的，但它在美国似乎有更宽泛的例外。

五、内容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者。[32]大陆法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此也做了规定。拒绝权的存在是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一种警示。下面将尝试从理论上回答拒绝权的意义、界限和制度保障。[11]公民拒绝服从的行为，可能遭致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可能因妨害公务被处以行政的或者刑事的处罚，还可能遭受其它的损害。

所有的争执最后都将通过新的诉讼程序予以裁判，并且公民将服从这一裁判。[81]例如，《集会游行示威法》第9条规定：主管机关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申请书后，应当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二日前，将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书面通知其负责人。对我国而言，两种监督机制都尚不健全。

也就是说，基层政府将不需要为履行新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而额外制备相关信息。来源：《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进入专题： 信息公开 征地制度 。上海市财政局《推进实际预算信息公开的实施方案》（2009年11月5日生效）罗列了必须要公开的具体信息类别，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由此进行的公民培训对于我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也具有长期价值。

为避免地方政府的浪费和其他投机性行为，应当赋予审计署权力对每一个征地项目和政府公布的相关信息自行审计或聘请独立第三方进行审计，对地方政府不公布或是公布不准确的行为形成威慑。随着我国重庆和上海两地政府于2011年1月对个人开征房产税，{38}这一理论性的担忧已然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如果新制度对地方财政负担雪上加霜，很容易引发地方政府的抵制和拖延。{23}例如：Curtis J. Burger＆Patrick J. Rohan, The Nassau County Study: An Empirical Look Into the Prac-tices of Condemnation, 67 Colum. L. Rev. 430, 439 - 40 （1967），作者揭示：在纽约的一个州（Nassau County） ,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84％的被征地人获得的补偿额都比按照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标准金额的低端还低，在57％的征地赔偿案例中的赔偿额都低于评估值的90% {24} Patricia Munch,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Eminent Domain, 84 J. Pol. Econ. 473（1976） （finding thatin Chicago, Illinois, from 1962 to 1970，low-valued properties received less than market value and high-valuedproperties received more than market value）． {25}Yun-chien Cha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Compensation Paid in Eminent Domain Settlements: New YorkCity 1990-2002，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9（1），201-244. {26}Yun-chien Chang, Empire Building and Fiscal Illus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Government Official Be-haviors in Takings,http://lsr. nellco. org/cgi/viewcontent. cgi? article ＝ 1146context ＝ nyu_lewp，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0日。{53}Michael D. Guttentag, An Argument for Imposing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on Public Companies, 32Fla.St.．U. L. Rev. 123 （2004），对支持和反对美国联邦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文献综述。《土地管理法》作为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奠定了征地补偿的基调：按照原用途补偿的原则，{7}明确限定了耕地征收的赔偿标准，却对其他类型的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保持了沉默。

{61}2009年，杭州陈旭律师和他的当事人向杭州市财政局和国土资源局申请公开拆迁有关信息，见《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省级财政信息与部门行政收支公开状况评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6。{18}但魔鬼隐藏于细节中，此中国市场非彼美国市场。{47}甚至在极其推崇信息公开的美国金融市场，经济学家也被批评通常只关心哪些信息为公众所及，而不关心这些信息是如何被披露的。{28}总之，地方政府的实际赔偿偏离合理市价似乎是常态，因此需要对偏离幅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

村民委员会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并不明朗，参见章永乐、杨旭：村民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论村民委员会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我国长期对房地产评估机构实行政府准入管理，抑制了市场竞争的压力，提供了相当的寻租和腐败空间。

而要实现这一权能，同样需要让相关各方获得地方财政收支和其他地方性的信息和知识，同样需要面对现行财政制度和征地制度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本文指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获得和解读大量关于征地和地方财政的信息，但这里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这一制度将提高我国财政的透明度，为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培养公民和政府官员参与公共决策的能力，为实现民主财政这一基本宪政价值提供更坚实的制度根基。这两个功能都将使我们更接近于征地改革的目标。{39}Statistical Abstract 2003，页302-303。信息不对称给土地管制这一公共消费品的供需双方都造成了伤害。他同时指出增强信息透明度对公司施加的成本比较低，因为这些信息已经存在。因此，无论是从当事人对具体征地项目赔偿水平做横向比较的角度，还是从改革土地财政的决策角度，目前的信息公开体制都存在相当的困难。

除了增加地方政府收入这一传统目的，政府还希望借此抑制非自住型的城市房地产购买，抑制房价增长。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和巨大的行政成本也使得政府监管部门无法胜任侦探和公诉人的功能。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将不透明的税制征税形象地描绘成如何拔鹅毛却不让鹅叫的艺术。{57}参见王振清、胡华峰：土地知情权保护若干问题探讨—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下个人土地权益的保护为视角，《法律适用》2010年第6期，总第291期。

信息不对称使部分地方政府在强制拆迁中的暴力行为和其他权力滥用行为造成柠檬市场，影响公民和媒体对政府征地行为的判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被拆迁人的救济都难以理性地进行。{33}为提供城市化所需要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地方政府压低征地的赔偿额和拉高土地出让金的冲动日益加剧。

降低法律执行成本的一条路径就是迫使信息持有人披露信息以换取一定范围的行动自由，奖励能以较低成本获取信息的第三方主动披露信息，改善立法质量，使有效执法成为可能。{54}但政府不同于股份公司，公民用脚投票的一般可能性很小，获取信息的权利诉求更为强烈。排放企业的数量和地理分布决定了由执法部门或潜在受害者来进行监控的成本过高。如果以平衡地方财政收支为目标，减少地方政府使用征地制度，在确定合理的税赋总水平和税率时，我们至少需要了解和量化各种不同收入来源之间可能存在的消长关系。

{51}这些措施至少有以下的优势：能增加消费者对这些信息的需求，从而将消费者给予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转变成为高效低价的法律执行手段。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其影响早已受到学者重视。

{56}Roberta Romano, Empowering Investors: A Market Approach to Securities Regulation, 107 Yale L. J.2359，2372（1998）和Stephen J. Choi＆Andrew T. Guzman, Portable Reciprocity: 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Reach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71 S. Cal. L. Rev. 903（1998）。为达致上述目标，我们需要大幅度提高信息的相关性和可用性。

http://www. census. gov/compendia/statab/st_abstracts. html. {40}关于这项制度的介绍和历史，见Stephen Diamond, The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of Benefit Taxation:Special Assessme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12 J. Legal Stud. 201（1983）。{29}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支付给被拆迁人每户不超过两万两千五百美元的搬迁安置费。

这是任何公共决策都不能绕过的一个严峻现实，也因此无法在其他国家的征地监管历史和实践中寻找到可资利用的答案。既包括自愿的征收，也包括在双方未就征地赔偿安排达成合意后由行政机关或法院进行的强制征收。但这一实证研究的对象仅是印第安纳州（Indiana）一个市区（St. Joseph County）的征地赔偿案例，代表性不足。第三个辅助制度是对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地方政府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奖励，奖励的具体形式可以部分或全额报销地方政府支付给被征地人的补偿金。

这一措施将会使被征地人、监管部门和公众都获得更为丰富和高质量的信息，进而提高基层政府的决策质量和公信力。{43}Vicki Been, Exitas a Constraint on Land Use Exactions: Rethinking the Un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Doctrines, 91 Colum. L. 473（1991）． {44}参见Been＆Ellickson, Land Use Controls, Cases and Materials, Aspen Publishers, 2005。

{68}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中国法治变革的动力模式，《法学家》2008年第6期，页93。我国的城市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成长速度可观。

土地的物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使土地上附着的权利成为理想的征税对象，其永续性、稳定性和较低的征收管理成本对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根据1913年的一项统计，在洛杉矶等四个城市，地产特别费占到这些城市市政收入的20%，在所有人口超过10万人城市中的占比也达到12%。

• 
•